煤炭工业改革发展的一次成功实践
此处的选择指的是，是否可能在基本善与非基本善之间进行选择，不管是何种基本善都是基本善之一种，而不是非基本善，因此基本善内部的可选择性，与基本善是行为的一种必然结果之间没有关联。
所以，为了科学规定委员长会议包括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的职权，需要对为常委会服务的参谋辅助工作与常委会本身的工作做清晰的区分。应当着重完善的是常委会的会议时间。
再比如，历届全国人大会议在处理代表议案时，都有数量不少的议案被转化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这说明，不少代表在提出议案时，尚未弄清楚议案与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区别。不加分析地采用公开表决方式，会妨碍真实意愿的表达，但不加分析地强调秘密表决，又容易使表决者失去责任，怠于严肃投票（比如不按表决器、随意投票等），特别是易使表决者失去选民的监督。这样，将对各类议案进行实质性审查并予以处理的职权，交给主席团这一临时性、程序性的会议主持机构，是否适宜，就值得研究了。九届177天，年均开会35天。这些职权都是程序性的，不能实质上左右常委会会议的议程和走向。
因为每次会议究竟要开多长时间，并不是事先就能估算出来的，事先决定的开会时间有时未必合理科学，会议所需的时间常常只有在会议进行中随着问题审议的进展才能逐渐清晰。建议在修改法律时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为延长会期留下适当空间。可以看出，导致争议判决产生的这两个层面的原因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技术层面对案件事实的不当剪辑是服务于实质层面上法官的立场和价值观以及他由此得出的结论的。
不过，我们不可能为了避免争议判决的出现和传播而抑制科技的发展，正确的思路只能是尽可能地减少争议判决的出现。同年10月17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5)例如，在指导案例11号杨延虎等贪污案中，基于集体土地使用权可否成为贪污对象这个争点就形成了如下裁判要点：土地使用权具有财产性利益，属于《刑法》第382条第1款规定中的公共财物，可以成为贪污的对象。曹士兵：《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需要诉诸常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我们把监控录像中甲欺负乙的行为(原因行为)剪掉，而把乙事后的还手(结果行为)连接起来单独呈现的话，就会发现是乙在欺负甲——整个事件的真相就被颠倒了。
这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剪辑行为，如法官只考虑了对被告人不利的情节，而忽略了有利于被告人且为民众所重视的情节。二、争议判决产生的实质原因：法官对其他因素的重点关注及对常理的忽视 当我们返回来再次审视上述那些争议判决时会发现，当值法官其实并非不了解那些最终为他所剪辑了的事实，也并非不了解这些事实对于最终判决的意义——尽职的律师应该向法官进行了披露和阐释，但他仍然对事实进行了剪辑并作出了有争议的判决，这很多时候是因为法官考虑了法律和技术层面之外的因素，从而对事实进行了刻意的剪辑，使案件形成一个有一定倾向性的故事，最终达到证成其所欲之判决结果的目的。例如，在一个就犯罪主体发生争议的贪污案中，究竟是《刑法》第382条更适合做最终三段论推理的大前提，还是相关司法解释所形成的规则(22)更适合呢？很显然是后者。当晚21时56分，许霆在自动柜员机上无意中输入取款1，000元的指令，柜员机随即出钞1，000元。
不是立法、造法，而是司法，是对判决书说理成果的高度凝练。尽管做到这一点目前还存在很多困难，如体制的局限、法官素质的局限等，但有最高人民法院的把关，相信被赋予权力、责任和委以信任的下级法院法官一定会越做越好，争议判决也会随之减少，我们的司法公信力也会因此而不断提高，司法治理能力也会随之提升。当然，究竟应该包括哪些事实，应该将故事追溯到过去的哪个环节，这是一个可以也需要讨论的问题。例如，就许霆案而言，我们上文中形成的规则并不是为许霆的行为创立了一个新的罪名(如非法提款罪)。
例如，它使用了同行的郭安山在附近等候而非伙同。3.过分突出某些事实 法官对某些事实和情节过分突出和强调，而这些事实所反映的问题本来不应该被强调，或应该在别的场合通过其他方式予以解决。
例如，抽打于欢的脸，要求于欢叫他叔叔，把于欢的鞋子脱下来要求他妈妈闻，死者在于欢妈妈面前脱掉裤子露出下体，这都是有证据证实的。在著名的多诺霍诉斯蒂文森案(26)中，阿特金勋爵就将案件的相关事实进行了必要的抽象，形成了下面的规则：意在使其商品到达最终消费者的生产商，如果其包装使得消费者在最终消费之前无合理之可能对该商品进行中途检视。
在证实这些款项为银行系统故障引发错误转账所致后，请求何鹏返还不当得利即可。2010年1月16日，何鹏出狱。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根据1972年的《欧洲共同体法》，议会批准和落实英国基于‘欧盟条约而获得的如今欧盟成员资格的方式，与未来内阁大臣通过行使国王特权退出这些条约的行动，并不一致。(24)即下级法院在遇到拿不准的案件时会逐级请示至最高人民法院，后者基于被请示之案件的事实，对该事实加以一定程度的抽象，结合相关法律条文，形成司法解释。因此，在判决书中完整地讲述故事是很重要的。当然，法官可能认为自己已经对许霆的行为进行了正面的立论，因此无须反驳辩护人的意见。
五、结语：双管齐下的应对之道 争议判决的高曝光率在不断动摇和侵蚀着民众对司法的信心，这与提高司法治理能力的大趋势严重不符。(16)参见储槐植、汪永乐：《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
类似的教训在传统中国比比皆是。于是我们看到，某些常理(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实际上已经被吸纳入法律，成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实在法背后的立法者原意或法学的基础性原理。
2009年11月2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何鹏案进行了改判，何鹏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例如，在谈到1972年的《欧洲共同体法》是否禁止国王(或国王领导的行政机关)行使退出权时，判决书在第74、75段总结了脱欧事务大臣之律师提出的法律意见(认为该法并未禁止国王行使退出权)后，在第76段这样回应道：我们接受这样的法律意见，即，通过1972年《欧洲共同体法》第2节被整合进英国法的权利和救济措施等，会随着英国依据‘欧盟条约之义务的变化而变化……然而，这个提法本质上也是有限度的。
本文不准备讨论司法解释或更具体规则的形成机制和程序，(23)单从内容上说，有一类司法解释就是基于个案更为具体的事实而形成的。③ 在重审判决书中，案件事实则被表述为：2006年4月21日晚21时许，被告人许霆到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平云路163号的广州市商业银行自动柜员机(ATM)取款，同行的郭安山(已判刑)在附近等候。第二段则是这样论证的：尽管签署条约是政府的权力，但入欧时议会也参与了此项工作。(21)因此，在有些时候，司法判决还需要较之于法条更为具体的规则，而法条最好是作为寻找或形成这种更具体规则的指引或参考资料，而不是最终演绎推理的大前提。
而对事实的处理，或曰对司法过程中最后的三段论演绎推理小前提的确定，必须做到客观、中立以及准确、全面。抛开原因行为单纯评价结果行为，抛开原告单纯评价被告，很多时候都是不公平的。
⑤类似分析，参见周安平：《许霆案的民意：按照大数法则的分析》，《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换言之，这不是法律的创制，而是法律的适用。
例如，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的强烈时代需求，导致法官必然要对诉诸非体制性暴力者严惩不贷，哪怕你诉诸暴力是因为先前存在让人无法忍受的恶劣行径，这大概部分能够解释夏俊峰、贾敬龙为什么会被处死。这样，可以通过司法实践使法条细化，丰富法律规范的内容，促进法律发展。
考虑到这更多的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问题，后者的非法性依照法律自然有针对它的处理办法(如通过重婚罪予以追诉)，那为什么法官会基于后者的非法性而认定前者也是非法的呢？如果不考虑这一在先的特殊关系，黄某的遗赠协议(除去无权处分的部分外)是不是应该与其他普通的遗赠协议一样有效呢？而通过认定遗赠协议无效来对两人之前的行为进行惩罚是公平和有法律依据的吗？如果这种惩罚是必要和恰当的，那法律规定的对已婚者与他人同居的惩罚措施又有何用呢？ 以上是三种较为常见的事实剪辑类型，共同特征是都带有某种故意，但本文的讨论也涵盖无意的情况，也即基于某种先见，法官可能的确没有意识到某个事实或情节的重要性，因而将之无意识地遗漏或突出了，或做出了不当表述。以英国最高法院关于脱欧问题的判决(18)为例来说明。可能正是在这三种复杂心理的共同作用下，许霆才停留了近三天而不是直接离开——如他所描述的那样，是为了等银行的消息。但其产生的原因，无论从直觉上还是实质上，都是因为法官对其他因素的考虑压过了常理。
(13)这就是法官为什么会重点考虑上述这些几乎跟法律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之因素而忽视常理的基本原因。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的产生与此类似：最高人民法院基于上报之个案的某个争点形成一个具有规范性的法律意见即为裁判要点。
2.有意、无意地遗漏、忽略案件事实 对案件事实有意、无意地遗漏、忽略，甚至是基于某些考虑故意隐藏案件的相关事实和情节，没有将这些事实和情节当作最后三段论演绎推理的小前提予以考虑。从分析法学的角度看，一个典型规则的基本结构是‘事实+‘法律后果。
如果这种推断成立的话，那么许霆当时的心理活动应该是：一开始是无意，在发现吐出了1，000元后是奇怪和诧异，然后有可能是一次或若干次的验证，再之后才转变为利用自动柜员机系统出错恶意提取不属于自己的钱款。因此，本文将从这两个层面的原因开始，分析其具体内容，并力图寻求减少争议判决的应对之道。